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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山万人大迁离背景调查

2022年08月10日 木耳菜财经网

庐山万人大迁离背景调查

庐山万人大迁离背景调查 更新时间:2010-5-21 0:12:25   时代周报记者 龙婧

2009年4月30日,游客们在改造后焕然一新的江西庐山牯岭街游览购物。

2002年,庐山发展史上的第五次规划出台。在这项被称为“一下一上”的方案中,上万名庐山居民将被逐步下迁,以完成庐山旅游转型和整体上市的战略。上世纪末,鼓浪屿曾施行与庐山相似的纯旅游发展策略,但随着学校和居民外迁,被指责丧失文化传承的鼓浪屿渐渐走向衰败。殷鉴不远,庐山能避免重蹈覆辙吗?

这是一个终年云雾缭绕的百年老镇,江西庐山牯岭。

1886年,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发现了原名牯牛岭的它,在赋予新名牯岭的同时,还将此缔造成一个上流社会的避暑胜地;1980年,一部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言情片《庐山恋》为它带来了大量游客,至今络绎不绝。

在这个小镇上,四处留影的观光客、拎着小菜悠闲地在街道上行走的原住民比比皆是。那在庐山上飘荡了几千万年的云雾,一视同仁地包裹着他们。

这样的生活节奏,也许一年以后会被改变。根据庐山管理局的计划,为了促进庐山旅游转型升级,从明年开始,庐山上的上万名居民将被逐步迁离,迁往山下的庐山新城。

百年老镇的万人迁徙,会带给庐山什么样的影响,只有时间能回答。

故土难舍

搬迁的消息早在四年前就已传出。之后的每一年,庐山人都会听到一些新的进展。最新的消息是,5个月后,在九江威家镇芳兰村为牯岭镇居民下迁所建的“庐山新城”第一期将交房。明年,第一批1000多户庐山居民将入住。

从2008年开始,在庐山三叠泉附近做小买卖的黄小文夫妇,每年都会被召集参加1-2次下迁动员会。“其实也没说实际的,都是下迁后的生活。”黄小文说,根据规划,景区内的居民会成为最早一批搬迁者。开会只是了解大家的要求,然后动员大家在下迁到来时主动一些。黄小文说,会议召开者唯一告诉他们的内容是,他们这些景区商铺租赁还没到期的商户,搬迁后可继续在景区内开店,但必须乘坐景区的环保车上山。

当问到黄小文是否会搬迁时,他停顿了一下:“应该会搬吧,虽然挺舍不得的。”而这几乎是所有牯岭人的感觉。

在牯岭人眼里,庐山并没有那么十全十美—气候过于潮湿,除了夏天外的其他季节并非那么令人愉快;区域特殊,导致庐山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实现房改福利的地方,越来越多的人口拥挤在只有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,很多家庭的居住面积不足40平方米……

然而,真的要走,牯岭人还是舍不得。尽管据说山下的新房会实现他们的房改福利,但原住民们对庐山仍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眷恋。

庐山赋予了牯岭人特殊的气质。他们见惯文人骚客在这里吟诗作对;100多年前就开始跟洋人打交道;经历过国共和谈和“夏都”时代;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来疗养的共产党高干。老一辈的庐山人会讲英语、弹钢琴甚至做西餐;新一辈的年轻人,讲起话来也文绉绉的。

“怎么舍得搬啊,从小在这里长大,有感情啊!再说夏天多舒服。”在牯岭镇上开了一家小店的彭老板大声数着庐山夏天的种种妙处,虽然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抱怨这个季节阴雨绵绵,让他在睡前不得不喝一杯高浓度白酒,以防患上关节炎。

超负荷的景区

为山岭骄傲的同时,庐山人面临着无法回避的问题,景区的山水正越来越不堪重负。

《庐山恋》热映后,牯岭镇的人口开始了急剧增长。1980年只有6000多名常住居民的庐山,如今已成为拥有1.3万名常住居民和5000名流动人口的大镇,也是中国诸多名山中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最多的景区。

“你看那些很丑的房子,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。”在庐山生活了67年的李明指着西谷一片杂乱的建筑说。1980年后,为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问题,庐山上盖起了不少房子,一些商人则看中这里的旅游风水,搭起了别墅,整个西谷因此变得杂乱无章。以别墅特色闻名的东谷也好不到哪里去,大量如今看来是优质旅游资源的600多栋别墅,被普通居民和机关占据。

与此同时,每年150万名游客除给庐山带来几十亿元的经济效益外,还有每年1.8万吨的生活垃圾和200万吨废水,以及旺季每天2000多辆旅游车在景区制造的大量尾气。

庐山环保局透露说,2000年左右庐山污染最严重时,花径旁边的如琴湖因牯岭镇上排污出现了富氧化,整个湖面一片稠绿;冬天时,居民烧煤导致了庐山上空烟雾弥漫,二氧化硫和烟尘严重超标,年排放有害物质超过550吨。

为了解决景区问题,2002年,庐山管理局委托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金笠铭主持编写《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》。在考察包括牯岭正街在内的庐山西谷地区时,金笠铭记录道:“西谷地区市政设施滞后,特别是污水排放,所有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自然山体,造成了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。建筑缺乏统一规划,建设杂乱无章,许多新建的大体量建筑破坏了原有的环境尺度,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破坏严重。”

在结合专家组的意见之后,金笠铭在规划中建议将庐山分为4个区域—无居民区、居民衰减区、居民控制区和居民聚居区,进行“大生态观下的整体保护”。

在这一规划中,首次提出了将庐山居民搬迁下山的想法。

五次规划

其实,早在金笠铭之前,庐山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已经历了4次规划。第一次的规划者是牯岭镇缔造者李德立。规划原则是“规划尽量结合地段环境”,即依照长冲山地的自然走向,将山地规划成长方形和不规则的多边形,充分利用原有地形条件 而不是改变原有地形。

第二次规划发生在1936年国民党收回庐山的所有权后。当时的民国政府计划在此建造国家公园和行政院部办公房屋,还决定每年拨10万元从事庐山建设。但随着战乱开始,此事不了了之。

而将庐山建设成为一个“疗养城”,已经是20年后的事。1956年6月,使“庐山成为拥有12万-15万人规模巨大的疗养城的花园城市”的第三次规划构想出台后,由于党政军机关纷纷在庐山开办休养所、疗养院,“疗养城”已实至名归,中国现代史上几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都在此召开。牯岭镇的居民则变成了疗养所的厨子和警卫。

1980年,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游人,庐山设立风景区管理处。也就在这一年,他们请来了同济大学的丁文魁先生主持制定《1982 年—2002年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》,除确定将庐山建设成一个有独自风景特色的名胜外,还历史性地提出将疗养院迁出庐山,以实现对庐山的保护。

金笠铭教授主持的规划,无疑比前任的步伐更大。

在完全禁止景区破坏性开发的前提下,包括金笠铭在内的众多专家首次明确提出,将庐山风景资源价值较高、对保护生物多样性、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的区域里的居民迁出,仅允许科研人员、管理人员和必需的旅游服务人员进入。

规划还认为,牯岭镇东谷位于庐山核心区,保留的大量别墅是庐山文化的重要代表。但如今,度假休闲的山林别墅成了拥挤不堪的杂居住宅,别墅及其周遭环境均被损坏。因此,尽快疏散东谷居民成为当务之急。而西谷因为居民经济来源在于风景区的服务行业,没有太多的知识和技能,与山下居民联系不亲近,不能立即迁出,只能“有机更新,分布实施”。每一个迁徙改造步骤,都必须间隔5年以上。

金笠铭同时也提到,对形成山地田园风光和人文景观的一些社区,在严格控制居民数的前提下,对原有居民予以保留,但规划中并未提及保留多少居民才是适宜的。

庐山管理局希望,通过这个规划,到2020年使庐山风景名胜区完全恢复其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。

“一下一上”争议

庐山管理局局长郑翔将这次庐山的转型规划,概括为“一下一上”。

“下”,指的是旅游功能布局的调整。山上以“游”为主,将行政管理机构、部分居民以及其他与旅游不直接关联的功能转移至山下。腾出机关和居民占用的别墅等旅游优质资源,提高庐山核心景区的环境承载力,为游客提供宽松、舒适的环境。

“上”是指旅游经营方式的转变,将庐山旅游增资扩股、整体上市。

郑翔说,下迁将带来三个置换:一是将居住在核心景区和饮用水源周边山体的居民置换下来;二是把居住在几百栋别墅里的机关和居民置换出来,三是将长期无业的居民置换出来,把旅游资源让给游客。

在庐山管理局看来,这个方法无疑是目前最完美的:既可以将大量旅游资源置换出来,拓展旅游业发展空间;又可以解决庐山负荷过重的问题。

但方案一经公布,立即遭到舆论批评。很多人指责庐山管理局“一下一上”的实质是穷人下山富人上山,是资源再分配。学者们则担心,没有牯岭人的庐山将会丧失文化传承,最终沦为一个庸俗的商业社区。

而据当地一个知情人透露,得知庐山搬迁计划之后,曾在庐山采访老别墅故事的女作家方方还直接找了郑翔,警告说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导致庐山文化消亡。她说,作为一个社区,就应该有人,这才有生命力。

在一些学者看来,与庐山有着相似血脉、也曾是上流社会聚居区的鼓浪屿,就是庐山的前车之鉴。上世纪末,厦门市政府在纯旅游发展政策的驱动下,将鼓浪屿学校外迁、迁离原住民,尽管此后每年在鼓浪屿上的投资达上千万乃至上亿元,10多年后,这个岛屿还是以不可控制的速度衰败,它曾经具有的人文精神也逐渐枯萎。

城市规划专家赵燕菁说,鼓浪屿本质上是一个社区,当抛弃了这个本质去做纯旅游时,只能导致衰败。

专家们的指责让庐山管理局颇感压力。“我们只说部分居民会迁下山。”庐山管理局宣传部副部长崔小毅一再强调,牯岭镇全部居民下山的报道不实。但对于具体的搬迁居民数量及步骤,他只表示目前只是成立了拆迁小组,其余仍在酝酿。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局人员表示,庐山的规划,管理局和专家组是在参考一些著名景点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,而且反复论证了4年。目前,更让庐山管理局感到压力的是,外界的评论让庐山居民的情绪波动很大。不少居民开始担心起今后的生计和出路,担心山下的庐山新城配套措施是否完善。而这样的情绪,也许对即将到来的拆迁工作非常不利。

并不简单的拆迁

究竟有多少庐山居民会被迁下山?庐山管理局的数字几经变化:2006年7月22日对外公布是迁移1.2万名牯岭居民;3天后变成了“不是全部庐山居民,而是4000余名行政管理机构的干部职工”。

现在,官方干脆对数字保持缄默,只用“部分”来模糊替代。不过,庐山下的4000多套房子意味着,下迁居民将不会少于1万人。

万人下迁并非易事。郑翔说,至今是庐山管理局面临的第一个迫切难题—经初步计算的搬迁费用将达16亿元,但庐山每年财政收入只有2亿元。而另一难题是,居民下迁后干什么?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?

“只有生活地、居住地和就业地结合在一起,才有可能下迁。”郑翔说。而在官方的设想中,在新城内大力发展洗涤业是解决问题的首选渠道—将山上宾馆酒店的床上及餐饮用品送到山下清洗,山下菜类洗干净后净菜上山,既解决就业,又把污染物留在山下集中处理,还节省山上的用水量,可谓一举三得。

下迁还存在着如何协调景区内130余家管理局直属单位及中央、省、市驻山单位的关系,这些机构如何处置仍无定论。而各单位在山上遗留的商铺,庐山居民在山上的私宅如何补偿,是拆还是建?下迁的牯岭人是否还有夏天回来避暑的权利?种种问题,更没人说得明白。

庐山管理局的一位相关人士坦承,真正到了下迁通知出台的那一日,他们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。

相比官方的诸多顾虑,庐山居民的态度倒坦然得多。对黄小文夫妇来说,与其顾虑以后的事情,倒不如关心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。“一切等真正通知下来再说。”他们一边说着,一边向每个路过的游客大声兜售起茶叶和栗子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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